看到大徐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就想比较一下，加拿大这里所能享受到的图书馆服务。
我住在Burnaby市，常去的就两个图书馆，都是在社区里，不大。
办卡是免费的，没有押金，没有任何费用，也没有什么限制，小孩只要上学前班就可以办自己名字的图书卡了。
每张卡可以借25还是28本书，4个星期。逾期的罚款是每项每天0.3加元。
不过办的图书卡是全大温地区通用的，可以在任意一个图书馆借书，可以跨区还书。比如在本拿比借的书，可以到温哥华去还。这是大温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之间的网络连通后所能带来的便利。
其数据库也是通用的，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自己所要的书籍，甚至可以预定，不过预定有时候就要付费了。"在架" (in library) 資料在分館間之轉移之預定均無須繳費。預定已借出的資料每年可免費預定三十項，三十項以上每項的手續費為五十仙，該筆款項在你預定的時候便會自動記帳在你的借書卡名下。
除了普通的图书借阅还有杂志，CD（可以借2周），和DVD（7天）。
最为特别的，可以凭自己的图书卡享受更多的在线服务。
这几天总用边边角角的时间，在看这本《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先生著。
作者简介 · · · · · ·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7年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52年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肯定了传统儒学的价值。40年代写《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以程朱理学结合新实在论，构建其"新理学"体系。建国后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等，论著编为《三松堂全集》。赵复三，祖籍江苏宝山，1926年生。少从周一良、王守惠先生读中国古典文学。1943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46年大学毕业。1964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主任。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被聘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副所长。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长，主张以蔡元培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办院方针。1989年退职移居国外，在法国、美国、加拿大执教，曾获荣誉神学博士学位。 1997年退休，从事中外思想史研究。
这段简介中，从1964----1977年中间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在冯先生身上发生了很多很多。 用Google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很多。
1）隐私权也是人权的一部分，中国在没有隐私法之前，网络实名制还是缓行的好。
2）人民监督政府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当国家或者某级政府建立时就给予了当地的人民。
3）下周二是加拿大联邦大选，是我行使公民权利的时候，也是一个公民的义务，是作为公民对国家最大的负责。
十月十四日，加拿大人，去投票吧。
4）十一月十五日，Burnaby市选，将选出新的执政团队。
5）2009年五月十二日，British Columbia省选，将选出新的省执政党。
6）背景知识：加拿大为三级政府制，联邦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三级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昨天晚上看了一段NASA50年的片子，是Discovery频道的节目。
讲到40多年前，美国人开拓太空，进行载人航天，并且登月的记录片。
很震撼，那些战胜人类自身弱点的宇航员的确不是一般的人。
想到中国大陆最近即将发射的神舟7号，看到中美两国在太空载人航天技术上40年的差距，虽然很大，但中国只要做，就一定会做好，也许要不了20年，这个差距就可以缩小到10年。以后甚至会超越美国。
祝愿中国航天技术更进一步，宇航员能来去平安。
尹葆宇先生，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5月1日生，山东省掖县尹家村（今莱州市虎头崖镇尹家村）人。父亲尹东灿，基督教徒，因教案赴上海经商。幼读私塾，后入上海毓贤高小、明强中学学习。1930年（民国十九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政治学系，获文学士学位，并获奖学金于同年秋赴美，入约翰霍浦金斯大学研究院，专攻国际政治，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受聘为国立中央大学教授，讲授 "国际公法"及"中国外交史"。
时日寇启衅，局势危急，乃辞去教职，赴武汉任行辕秘书。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任广州行营秘书、庐山暑期训练团秘书。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军兴，先后奉调国民革命军第十五集团军、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部、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秘书参议等职。自前线返回武汉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其间参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划工作。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对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为争取美国对华援助，中国派出16人代表团（其中两位女性）参加在美国纽约州波基斯召开的第二届世界青年大会，尹葆宇是16人之一。中国代表团在世界青年大会上的演讲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让世界了解并认可这些事实：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日本是侵略者；日本不可能实现"迅速占领全中国"的美梦；中国不仅在为自己而战，而且也是在为世界而战；中国不要求全世界来帮助自己，但要求其他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对日本进行军火禁运。大会闭幕后，中国代表团留下4名代表，分成东西两线，赴美国所有的重要城市演讲，尹葆宇与刘德伟（清末福州知府刘玉璋之孙女）沿东线一路去了58个城市。每到一地，他们立即开始演讲，并接受当地报纸和电台的采访，每天要演讲一到三场，宣讲中国对日抗战的正义事业。他们饱含真情的演讲，打动了无数美国人，为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与援助做出了重大贡献。返国后创办国际语言学校，自兼校长并重返中央大学兼授"国际政治"。
1941年（民国三十年）冬，重返军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同少将级参议兼驻昆明办事处副主任。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夏转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简任秘书兼总务司帮办。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抗战胜利，9月初奉派为国民政府外交部代表参加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嗣后四年间先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人士处长、欧洲司司长、条约司司长、驻台湾外交特派员等职。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12月，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是年冬至1959年任台湾当局驻智利"全权公使"，期间于1951年任台湾当局出席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副代表"，1952年任台湾当局出席联合国第七届大会"副代表"。1960年任台湾当局"外交部顾问"。1962年----1970 年任台湾当局驻哥斯达黎加"全权大使"、驻秘鲁"全权大使"。其后任台湾当局"国民大会代表"等职。
主要参考：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现代名人录》等资料。
这样的文章不得不转，上世纪早期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跟着国民党，那么很好，下场还好，如果跟着共产党，就是下面这样的结局。那两句成语就是这么说的，对于这些国家的栋梁是暴殓天物，共党的罪孽是罄竹难书。
附《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原文
记者 万静波 吴晨光 谢春雷
一本词典引出一群老人
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
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
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然而，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1949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 ------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 ------东吴法学院》，第293页，康雅信著）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他们的晚年
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
周木丹，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282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
周木丹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钱家当。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过20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木丹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现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12元钱买的。90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
面对另一位1944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
也许，1930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1957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
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
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49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
被改变的命运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
盛振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著有《证据法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处在甘肃劳改10年，后因宋庆龄说情，6年后才被释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81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1952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1980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最后他没要。
俞伟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他埋头治学，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斗，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1980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1979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1999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当了30年的中学教师。
"他们是无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著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他今年81岁了，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
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
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现在的80后，90后，他们都是。
到到明年，就是独生子女政策30年了，那第一批610万个独生子女，也就30岁了。
这个政策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并将改变文化。
过年将不再有在兄弟姐妹间走动的机会了，因为没有兄弟姐妹。
这些30岁或者将30岁的独生子女，成家或者即将成家，有些有了第二代的独生子女，这样的家庭将是倒金字塔形的，四个老人，中间两个青年夫妻，下面一个小孩。
在这个第二代小孩长大的过程中，他将不会有叫叔叔，伯伯，阿姨之类的称呼的机会。也许有表叔，表舅，表姨之类的。那么到2029年，第三代独生子女出生的时候，也将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老娘舅"将不复存在。
"远亲近邻"的那个远亲将变得非常的遥远。
萨马兰奇说中国若要再次办奥运，至少20到30年。为什么呢？中国办的太好？办的不好？暴露太多问题？
美国媒体按照奥运奖牌总数排序引发争议没啥问题，中国媒体按金牌数排序还在国外引发争议呢！
其实中国拿多少奖牌还真的对老百姓关系不大，多建一些免费的公共体育设施，比什么都强。全民健身更为重要。
北京奧組委：金牌數說明舉國體制有效是的，可以看到成果，可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代表中国出战奥运就是采用的举国体制，那时并不行，可见这个体制并不是一定灵验的。只是现在中国的科技发达，国家有更多的钱投入，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这只说明，在独裁专制的体制下，要集中精力办好一件事比较容易，因为没有监督，没有监察。可是这样的制度存在的危害，可能比好处要多的多。所以还是希望它早日寿终正寝。
一个中年骨干和他的母亲对奥运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