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说真话，才能对现实说真话，是柴静的一篇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是这么讲的：
他解释他出版此书的用意，"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象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与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们联系起来？"只看这一段也许不会明白为什么我认为这段话说的好，那么就回到本文的开头的链接，去看看那篇长文。上面引述的这段话是出自于一位美国人之口，他出版了一本书，记录的是日本《朝日新闻》从1986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都是普通日本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
他说："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入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面对真实的历史才可以以史为鉴，虚假的历史，只会得到错误的结论。
在这里也看到了托孙文之口说出的共和国是怎样的共和国。
人民还有多少权利可以使用，这是个问题。还有多少人民会合理使用自己的权利，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