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是否重要

朱弘　写在雷桂英老人去世、周粉英老人又勇敢地站起来的时候

关于这位如皋老妈妈的情况——文章写得已经很详细了，但作为“如何解决慰安妇问题”来看，这样的文章还需要不断地补充和完善。因为“慰安妇”和“慰安所”，都等待着我们大家进一步的考证。

首先需要考证的是慰安所——它的位置在哪里（包括现在变成什么地方）？它的作为建筑的缘由（比如说南京那个巨大的利济巷慰安所群，就有房管所的历史档案证明它的前后变迁）是什么？它的原主人是谁、后人是否还健在？它的建筑面积包括平面图能否赶紧测绘出来？它的相关证人、证据究竟有多少——最重要的当然包括当年的受害者、附近的甚至进出过里面的证人——他们的证词必须能够相互佐证，才能是立体的科学的。否则一家之言无法驳倒日本右翼。请勿忘记，日本右翼里面不光是喊口号的小小人渣，他们也有整齐的学者队形，甚至是博导级别著作等身的。

同时，需要考证被害人的所有证词—— 老人家是如何被害的？老人家的经历是否符合真正意义上的慰安妇、或者是非正式的慰安妇？或者是长期遭受监禁和奸淫的受害者？……当今世界，可怜这个慰安妇问题变成了日军暴行的焦点，但恰恰，这也是我个人极为恐惧的焦点，因为这是本末倒置！日军在他们的占领地域（无论中国还是东南亚、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东南亚人或是对白人）都实施过惨无人道的性暴力，其中包括战争性暴力范畴之内的慰安妇制度。可是，近来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把很多属于强奸（包括轮奸、监禁）的事例当作慰安妇问题来处理、来报道、来升华。于是，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士（当然应属于正义人士）就面临这样的窘境：如果老人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慰安妇，那我们该如何为她们讨还正义？更进一步讲：难道遭受过日军性暴力残害的老人——就一定要统统纳入“非人的残暴的慰安妇制度”这个范畴才能解决问题、讨还正义吗？在残忍一点地说：如果老人遭受过日军的性暴力但却并没有一个慰安妇的“名分”，那么人类就可以熟视无睹了吗？

我多多少少已经被冠以“慰安妇问题专家”的头衔，但就是我这样的人，却极其反感“唯慰安妇问题为是”的潮流。我身在其中，但反对它成为时髦、被人为肤浅化。用一句十年前的话语，慰安妇问题又被人“媚俗” 的倾向。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受害的本身和受害的程度，而不是一个时髦的名词。在这个名词下，我们已经忽视了很多其他范畴的日军暴行受害者们。

还是回到本题上来吧，我们可以假设这样极端的例子：如果在某一个至关重要的场合，有一个混账透顶的右翼分子——他居然敢手指老人毫不留情、毫无人性地痛骂（或痛斥）：“你凭什么在这里造谣？你这个老骗子，你有什么证据敢说自己是什么日军慰安妇？……”那么，老人该怎么回答？我们大家该如何回应？

热情是什么？是殴打谩骂、是发动一场战争来报仇雪恨？……肯定不是。在我个人看来，热情就是踏踏实实地坚持做几件事情：把证据（人证、物证）搜集起来，从历史的漫漫尘埃中一点点地积累起来，再把它考证核实清楚。这需要我们的冷静——无论我们的血液是否热腾或者稠粘，但我们首先必须清醒；无论开水还是溶浆，那种滚滚烫的东西肯定不如冰冷的钢铁更加可靠。老人们的恸哭和泪水，需要每一个面对着的人——以更高的责任心去报答她们——我们不能让老人们白白站出来！在迫使日本人和日本政府为此负责之前（看来，首先还要促使我们的政府官员早点想明白自己的种种过失——不作为的过失），我们首先要为她们负责！因为在６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些中国人最先面对了中国老妈妈、老奶奶们的苦痛和泪水，那如果我们首先不负责任，我们将没有权力要求日本承担更进一步的、最本质性的责任。就我所知，所有关注（中国）慰安妇问题并为此付出很大努力、同时得到老人信任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曾在网上谩骂过他人，使用过“杀”、“宰”甚至更凶狠的国骂。在我看来，有责任的人拒绝谩骂，有责任的人站在文明的高度上。

文明的高度是什么？首先，文明的丰碑不是靠谩骂积累而成就的庞然大物。其次，它不可能是无视他人劳动就肆意转载的文字和图片。我拿不出结论，但我知道有些应该排斥的东西。加上我身在日本，可以为大家介绍日本的经验——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前提下，我绝没有胆量把西野瑠美子女士的文字放在自己的网页里，尽管对方是我的朋友和战友。然后呢，我的意思很明显——尽管这项事业需要大量的正义之士的参与，但我个人有责任表态：如果您从明天开始依然在肆无忌惮地转载和抄袭他人的成果（无论文字还是图像），那么恳求您：远离这项事业！因为您不配，因为您不可能是日本右翼的对手并且已经在为这项事业造成伤害。我们的队伍必须是正义的，尽管它目前还十分疏散，需要急剧扩充，可是，这个队伍首先必须洁净。
※　我这篇文字属于例外，欢迎任何人尽情转载和转发！
　
就我后面介绍的“朴永心老人中国取证”而言，我能够附加爆料的，是很多朋友都不解的——我为何会在那些天里犯了腰肌劳损、天天需要医生治疗？……原因不仅在于我当时过于劳累（太累了），还因为那个不大不小的考察团里时不时地出现半夜失踪或者小姐阿妹登堂入室的局面！每天必须在凌晨６点半首先起床的我，直到同样是凌晨的２小时之前（也就是直到凌晨４点３０分为止），可能还在为擦那一屁股狗屎而奔波。我守卫过宾馆的大堂（由此阻挡某些熟人牵着来历不明的女孩回房间）、我敲过个别熟人的房门（暗示里面的动静合情而不合理）、寻觅过一个个我能找得到的按摩店（因为有人酒后失踪）……。我兴许是多管闲事，但我组织的那次调查本身，却必须是至关重大的慰安妇问题，我不能不出来干涉！结果，倒在现场的不是那个朴永心老人而是我，而为了保护朴老人而专程赶来的随队医生·日本小松先生倒成了我的专职护理。

什么是“恨铁不成钢”？上面这些文字，大家尽可思量。

另外，就慰安所考证而言，我愿意介绍自己参与的一些事例和经历。

在滇西腾冲的小镇·勐连慰安所，我们找到了多次进出里面的老人杨太萃，他的关键证词是①慰安妇是５人，都是朝鲜女子、②老板是一对朝鲜夫妻、③日军使用避孕套，但不是一次性使用的，还要清洗、晾干后反复使用、④性事的时候还要使用“星迷膏”。……正是这些证词，推动了我们的进一步考证。起码，我已经找到了
驻扎勐连的日军部队（日军第５６师团·辎重联队·第１中队）的下落以及他们战友会发行的纪念文集，也买到了“星迷膏”——如今，它和那个“突击一号”共同陈列在南京收藏家吴先斌先生的个人纪念馆里面。至于其他的历史资料，我可以公开承诺：一旦滇西成立了真正的历史资料馆，我将无偿地捐出去（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不久的将来，我将集中翻译滇西日军的历史资料，希望它们正式出版，实实在在地奉献给国人。目前，面对那些违反版权、甚至肆意夸大史实的做法，我只能深感痛心。

在江苏金坛，我们在范学贵老师的指引下考证过那里的慰安所。终于，我买到了驻扎该地的日军第１５师团·第５１步兵联队的战史——其中清楚地记述了慰安所的存在（甚至有地图和照片）。现在，这本《５１联队战史》已属于金坛人民，在范学贵老师那里发挥着长远的作用。顺便说几句：第一，当年陪伴本多立太郎老先生前往当地下跪认罪的时候，我们受到了某些方面的监控，或者说是格外好心好意的、对于调查本身毫无意义的特殊关照。第二，金坛也有活着的慰安妇（或者说，在日军慰安所里面生活过的女性），而且还不止一位，但我只能介绍范学贵老师的感想：“难啊！周围那些嘈杂的环境不允许她们站出来！”阻止调查的人士，甚至使用了“请不要干涉人家私生活”这样堂皇的字眼。

至于日军在龙陵松山的慰安所，大家可能都已经清楚——我和世界公认最权威的慰安妇问题专家·西野瑠美子一道陪同朴永心老人前往当地，做过实实在在的人证、物证的考察。朴永心老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她留下了所谓的“大肚子慰安妇照片”（被国民党第８军作为“日军的女人”而俘虏，并被美军战地记者拍摄下来）、也留下了裸体照片（在云南腾冲熊维元先生家中被发现）、留下了美军的审问记录（在美国被孜孜不倦的人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之后所发现）。不仅如此，我们还找到日本驻军（步兵第１１３联队）指挥官松井秀治大佐的文字，他亲自写下了松山慰安所是如何“因为军司令部命令而建成”的详细经过！同时，我们还找到了日本老兵早见正则（１９２２年生）——他亲口指认朴永心就是当年的“若春”（在日军正规慰安所，慰安妇都有所谓的艺名。朴永心老人在她悲惨的慰安妇生涯中前后有过两个艺名：南京时代的是“歌丸”，缅甸／云南时代的是“若春”）。我们同样找到了生活在松山当地的李正早老人——就是他，带领中国军人“亲手俘虏（解放）”了大腹便便的朴永心。朴永心和李正早两位老人在松山紧紧拥抱——时隔半个世纪的相遇，使他们共同回忆起了我们谁都不可能想到的细节……。但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发现了老人当初被害的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朴永心老人因为日军的侵华战争而被害（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同时也是大强奸，导致日军正式实施慰安妇制度），因为日军在松山被全歼而获救（那些日本男儿的肉体包括生殖细胞都死光了，慰安妇还会再被需要吗？）——朴永心老人的悲惨经历，贯穿了日军整个慰安妇制度的始终！所以她极其重要，所以我才能斗胆地说：“她是日本右翼唯一不敢否认的慰安妇！”但即使这样，我依然无法填补这样的历史空白：老人家当年究竟有没有过……收入？！我倾向于“有”。因为朴永心老人承认自己当年吸食过鸦片，因为距离松山几十公里远、同样从属日军第５６师团的腾冲慰安所里面的被害者是有收入的。后者可以鉴证记者潘世征在４４年９月发表的文章《敌随军营妓调查——腾冲城内的一群可怜虫》，在他的笔下，慰安妇们堪称富婆，因为日军的战败，大把军票变成了垃圾，也可以参考当地一位老人的证言，大致意思是“（日军占领期间）我经常挑着担子去腾冲城里卖鸡，卖的最好的地方就是慰安所，那些姑娘争相购买，甚至全部包下，用来请大家的客”；我这里更可以鉴证日方的证言：在缅甸，当日军崩溃的时候，逃亡的朝鲜人慰安妇居然因为舍不得整整一包的军票（可以买下一辆以上奔驰车）而淹死在滚滚江河之中……。韩国那些老妈妈，可以大胆地述说自己是否拿过钱、是否喜欢过某个日本兵、是否……，但可惜的是，我这个朝鲜妈妈·朴永心老人——她生活在与韩国绝然不同的北朝鲜，她拒绝承认自己有过任何收入。（所有北朝鲜的慰安妇老人，她们都是坚定整齐地否认“收入”的。）那么，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必要做这种“坚定的否认呢”？我认为，事实就是事实。每一个调查历史的人，首先要为历史本身负责。

顺便说一句——在我陪同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１９１４年出生）老人去南京师范大学演讲的时候，在场的大学生中间居然多数不肯相信：日军会有可能释放中国的俘虏兵。我当场插话：“尽管不是绝对的，但我知道这种例子是有过的”。于是，我顿时感受到无数仇恨的、蔑视的目光——它们顷刻间聚集到我的身上。假如我进一步告诉大家，日军部队中还有过露宿街头、决不骚扰中国百姓的例子，大家该怎么看待我这个不大不小的汉奸说客？可我做过的努力，未必亚于那些纯粹的爱国狂啊。大家可以问问日本右翼：是我这样的人更可怕，还是那些在街上砸石头、在网上喊口号的勇士们更可怕？

同样，冷静下来，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设定这样的问题：日本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点（而不是别的地方）作慰安所？是因为交通便利、管理方便、房间充足、取水方便（随时可以满足的洗浴条件，是建立慰安所的重要指标），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因素？再进一步，房子的周围有铁丝网吗？有日军站岗吗？那些日本军人来的时候，手上有没有拿着什么纸票（正规场合之下，日本兵必须得到休假外出的许可证，经过沿途宪兵的盘查才能进入慰安所，而且必须缴纳金钱、接受时间上的相应限制）？那些日军使用安全套吗？（※很多媒体无意间传播了“避孕套”这个词，我坚决反对，因为日军图谋的不是避孕而是安全。）我们还必须关心：房门上有没有编号或者贴着女子的相片？我们还应该试图了解：既然是慰安所，它就一定要有相应的管理人员（无论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也许还包括日本军人本身）——那么，他们姓甚名谁、是怎样的身份？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询问被害者——究竟有没有收入或报酬、哪怕是一袋面粉或一包咸盐？这些报酬性的事实都不可能损害女性们被侮辱被践踏的本质，但我们首先必须尽可能地接近真实。

最后，我们还应该设法核实：当年这支日军究竟是什么部队？因为只有找到日军的“幸存者”，我们才能立体解析那个慰安所、获得详细的证言，并且为今后事业（！）的开展做好铺垫。因为现实的原因，这项事业受到很多人为的、和日本右翼集团毫不相关的集团性阻碍！但，现实的悲惨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并不意味着我们仅仅站出来呼吁和纪念一下被害老人就可以心安理得。我们应该有我们首先应该承担起来的责任。

这个责任，在目前，我看就是两个：

第一，搜集并考证每一个证据，公开它们，促成并等待天空放晴的那一瞬间。
第二，珍惜我们面前的每一位证人——特别是关注她们（他们）的健康状态。

我很钦佩今日的日本和韩国，那里的慰安妇问题调查研究——大部分是女性承担的，她们做得极其出色。但是我们中国呢？大家能看到几位妇女的贡献？慰安妇问题的实质，说到底是个女权问题，是男权对女权的践踏。所以需要站在高度文明的社会体制上进行调查和处理。我个人居然成了“慰安妇问题”专家，我为此而难受。因为在我看来，这更需要女性的参与！有句俗话，叫做“战争让女人走开”。那么“让男人走开”（起码不让男人充当主流）的时代——就这个领域而言是绝对亟需的！中国妇联作为一个组织，在世界上是最为庞大的，但恕我直言，（目前的）她们还不配领导这项事业。

现在谈谈具体的雷桂英老人的情况——

在我的脑子里有两种声音，一个是“老人绝对是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另一个是“你凭什么如此断言？”

我通过跟老人多次的接触和采访，至今只能大胆地说：“她属于半正式的、由日本人夫妇经营的慰安所里面的受害者”（请参看添附文件：《雷桂英老人的基本介绍》）。但就是这样，在中国当地（南京郊外的汤山镇）只能找到那个 “高台坡”肯定是日军慰安所之一的证词，仅能找到一位从未进入“高台坡”大院的老大爷证实说“在那个大门口看到过（少女时代的）雷桂英”。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没说的，只能也必须去寻找所有必须完备的证据和证言。为此，我们曾经在汤山中学举行过一次报告会，在邀请老人陈述悲惨经历之后，我恳求同学们利用业余时间来走访当地的所有老人。如果每个志愿者“承包”半条巷子，那么几个班的同学就能问遍整个汤山镇——他们的报告将再现整个汤山地区的苦难历程，也将在相关学者的关注和进一步的参与提炼下绽开丰硕的花骨朵。当时，大家伙激动不已喊声震天，但事后却什么下文都没有……。人们可以为这一结局作出各种解释，但我个人凄惨地知道：如果是日本的孩子们，他们会做得相当彻底！我们的中小学校的孩子们，兴许可以在数理化方面战胜日本的同龄人，但在这方面，他们和他们的老师却远远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但是，能由此而责备那些中学生、责怪他们的正副班主任正副校长大人吗？不能！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就是２１世纪怪现状——悲惨的中国现状。因为这样的现状，我已经不止一次阻拦记者对我个人的关怀。我说：“采访我有什么用？我不抗日，我反华。”他们马上会躲得远远的，屡试不爽。因为他们关心的问题、他们被允许的笔耕面积根本不是问题根本所在，我说了也是白说。是的，我反华——在这个领域的调查过程中，我无数次遭遇到来自中国和中国人本身的拦阻。如果换了６０年前，它们就是背后射来的枪弹。

至于雷桂英老人的逝世究竟是多大的损失？我想大量的报道已经足以明鉴。问题是：那么多事后关心的、事后关怀的、事后又送花又送钱的人们（当然是指那些官员）为什么不能早点出来——像真正的父母官那样地向雷桂英老人问寒问暖（哪怕６０１秒钟）？汤山镇的父母官们根本就没有哪怕是招商引资宣传旅游的初级意识，他们不明白：雷桂英老人的网上知名度远远超过了那个名声久远的“汤山温泉”！这下倒好，老人家去了，而温泉乡依旧温柔、温泉宾馆依旧欢腾、镇长镇委书记镇政府大小官员依旧高瞻远瞩地带领数万属民直奔小康、大闹和谐。但是，如果真正的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得以实现，这些官员能不挨个倒台吗？本来在正常情况下，一个雷桂英就足以左右他们的政治生命，但他们不明白这一点（更多的人则是内心明白但假装不明白）。试想一下，如果他们事先关心雷桂英老人，她能那么快地“自然死亡”吗？她的家人怎么可能要舍近求远，打车跑到南京城内去求援？脑溢血发生的时候，它最需要的治疗是什么？就是最及时的治疗，加上绝对的安静。这个及时的治疗，在汤山当地的医院本来足以解决，但老人一家却奔向了几十公里外的……南京城内的医院。

请记住以下事实：雷桂英的家距离汤山镇政府大门仅仅５０米，但人家没怎么待见过她；雷桂英脑溢血发作的时候，家人把她拉到了离家最远的医院。

汤山的政府官员啊，请原谅我指责你们：你们太失职太麻木了！

斯人已逝，那么我们活着的人该做些什么呢？除了悲痛，还应该痛定思痛。有学者悲呼：“希望有关部门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生活和医疗保障制度”——这决不是茫然的呼唤或哀求，这是惨痛的教训（而且是不断反复的教训）的沉痛总结。不仅仅是南京一个地方出现了雷桂英这样的悲剧，上海的苏智良教授、北京的康健律师、云南的班忠义先生（现定居云南）……他们全都目睹过、经历过这等令人绝望、令日本右翼欢欣鼓舞的残酷事实。在云南的保山甚至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被迫当过慰安妇的李连春老人准备前往日本进行控诉，她收到了日方邀请函、也得到了充足的路费保障，但她却过不了“办理护照”这一关——政府官员当即把她赶走而且盛气凌人，理由是（大意）：“你还想把老脸丢到外国去！”（还有一说法是：“没听说农民还有出国的，简直开国际玩笑！”）呜呼！日本的签证她能拿到手，但中国的护照却首先不属于她！

这样的反差，这类的政府官员无作为，我们能容忍下去吗？

我在此倡议：

有必要发动大家，群策群力、连绵不断地给我们的中央政府部门（还包括政协、人大）写信——要求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保护日军暴行受害者们身心健康和名誉的政策。如果需要有人挑头、有人得罪政府、有人遭受安全部门的重点保护，我情愿担当这个角色。这个倡议书（或曰请愿书）并不具备公车上书的深度，它仅仅是出于对人类、对民族、对国家的信赖。我们本应该做到我们本应该做到的那些，我们本应该保护我们本应该保护的那些人证和物证——因为那首先是我们自己的事情。雷桂英老人死了，现在周粉英老人又勇敢地站了出来，但我们不忍心再让这样勇敢的老人在此对社会感到绝望！她们可以对日本人、对日本政府绝望，但不应该对中国绝望！

朱弘　２００７年５月９日　（参考文件和图片，欢迎各位转载和传送，本人愿负全责）
＝ ＝＝＝＝＝＝＝＝＝＝＝＝＝＝＝＝＝＝＝＝＝＝＝＝＝＝＝＝＝＝＝＝＝＝＝＝＝＝＝＝＝＝＝＝＝＝＝＝＝
附录：

关于雷桂英老人调查的初步总结

第一，老人站出来的前因后果

（1）邻居朱先生——这位邻居了解朝鲜在住的朴永心老人前来南京寻证的事情，多次上门劝导老人，最终说服并向媒体进行了通报。

（2）养子唐先生——这位孝子为母亲灌输了相当的勇气。

（3）专家费教授——汤山炮兵学院的老先生，业余时间自费调查当地日军受害者情况，是汤山最重要的历史专家。费曾多次采访雷桂英老人。在他的著作中也有相关的报告，但没有引起南京方面足够的重视。

（4）老人最终勇敢站出来的主要因素，目前看来不仅在于以上三位的采访和劝导，也包括其自身的心理因素：1）雪耻报仇的决心；2）孙女出嫁之后，心理压力的减轻；3）对宗教（基督教）的坚定信仰。另外，她的丈夫早已去世。

第二，老人站出来之后的情形

（1）媒体的报道和关注，引起社会上比较高度的关心，老人为此感到欣慰。

（2）媒体的报道，因为报道者的专业局限和时间限制，也包括急功近利的因素，导致一些失实。但这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事情。

（3）希望媒体在今后的调查·采访中，多一些耐心。

（4）自南师大经盛鸿教授之后，上海苏智良教授、南京张连红教授、居住云南的班忠义先生等学者、专家即将介入调查，其调查结果将为社会提供完整的资料。

（5）我·朱弘也将在日本开展相关的调查，主攻方向是：当时的日军汤山驻军的情况、慰安所经营者山本一家的下落。调查结果将随时通知有关各位。

（6）希望有关医院能为老人提供进一步的体检，重点是三个：1）雷老人的健康保障，这需要包括营养专家的介入；2）对雷老人在当年遭受的身体伤害做出定论；3）为老人提供心理治疗，这需要心理医生的介入。

（7）老人的讲演活动——建议社会各阶层、组织邀请雷老人讲演，这样的活动将不仅增强老人的信心和决心，还可以锻炼老人的语言思辨能力，为今后的国际性演讲（包括在世界主要国家进行诉讼）进行必要的基础准备。

（8）附加——老人和养子唐先生都是入教12年的基督徒，建议南京基督教会能邀请她们前往，参加适当的礼拜活动。目前，雷老人每周参加3次社区性的礼拜，1次在自己家、1次在教友家、星期日前往当地教堂。为此，建议在这样的时间段内——不要因为采访和调查而影响老人的礼拜活动。

第三，老人的基本被害情况

关于雷桂英老人沦为“慰安妇”的被害场所，基本上可以判断为——

位于汤山·高台坡的日军慰安所（现为新建的信用银行）。它的主要特征如下：

（1）由日本人山本夫妇经营。山本为日本商人，主要为日本驻军提供食品供应。当年的雷桂英曾跟随他进入“汤山炮校”运送蔬菜。此人经常携带大量现钞（据雷老人叙述情形来看，大概是军票，但雷没有使用过）外出采购。

（2）山本夫妇当时年龄在30岁以上，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名叫山本八郎，当时约7岁，所以可以判断为1935年前后出生（也许可以在日本找到此人的下落）；当时才3岁的女儿可能名叫のぶ子、信子、伸子、宣子、暢子、延子，但查找可能性为零（因为日本女子结婚后通常改换姓氏）。

（3）从山本夫妇一家的生活习性（睡榻榻米、经常吃小烤鱼、“小保姆”雷桂英从未看到他们如厕的场面和地点、甚至幼小的3岁女儿大小便也不让雷桂英介入）上看，大概可以排除他们是朝鲜人的可能性。不过，我最大的失误是没有询问雷老人：“山本一家有没有吃朝鲜泡菜的习惯？”因为，尽管很多朝鲜人外观、行为很像日本人，也使用日本姓名和日语，但一日三餐都少不了祖宗的“泡菜情结”。盼望各位在今后的调查中，能就此进行了解。（＊注解：一星期后，唐先生告诉我：山本一家完全不吃辛辣食物，反而喜欢甜食，而且饮食中很少放盐，喜欢用日本带来的酱油和鱼罐头，经常食用麦片饭。）

（4）根据雷老人的讲述，大致判断山本慰安所——起码是日军军官也经常前来的，因为老人对此记忆清晰：“他们穿着亮亮的马靴，挂着大刀”，老人的头部也是被军刀刀把击伤的。（日军军官，通常称为“将校”。）据老人回忆，他们大多为20至30岁左右，又因为老人“没有看到他们在这里过夜”，所以应该为下级军官。

（5）不过，老人左腿致残（无法弯曲）原因据说是“被日本军人用刺刀戳伤”的，所以很难排除普通士兵（也可以）前来的可能性。对该慰安所有一点点了解的唐家议大爷（他对于内部情况没有丝毫了解）也提到：“看到士兵进去过”。

（6）关于日本军人前来山本慰安所的时间——据老人叙述：日本军人只有在星期天晚上“吃过饭的时候以后才过来，在我们睡觉的时间以前离开”。我为此询问她：“是不是最早的日本军人到来之前，你听到过附近军营里面的军号声？”回答是：“是的。”我又询问：“是不是当最晚的离开之后不久，你也能听到这样的军号声？” 回答也是肯定的。日军军营，通常在晚上吹响“晚点名”军号和“熄灯号”。

（7）山本慰安所——起码在雷桂英老人身处其间的约1年半时间里，没有日军的性病检查（通称“黴検”），只有山本夫妇对她们在卫生方面的基本要求——使用高锰酸钾溶液清洗阴部。所以说，它还不能算是第一级的、标准的日军慰安所。

（8）根据雷老人叙述，日军前来山本慰安所是缴纳费用的（她知道，但没有具体看到），而且军人是自己携带避孕套过来（军人自己把它套上，再进行性事）。使用之后，避孕套丢弃在专用的小篓子里面，没有清洗后再次使用的迹象。

（9）疑问：据雷老人叙述——山本慰安所“里面的女孩子们都睡在一个大通铺上，之间没有任何遮挡”，“日本军人前来”寻欢作乐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询问：“那么，所有人都光着身子在那样的大通铺上做那样的事情吗？”回答是肯定的。我又询问：“那么有没有日本军人对一个以上的女孩子要求进行持续的性事的时候？” 回答是：“没有，他们只找一个人、只做一次，完了就走。”……这样的慰安所，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所以感到困惑。

（10）关于山本慰安所的“慰安妇”们有没有金钱收入的问题——据雷老人叙述，她自己肯定没有得到金钱报酬。我估计主要原因在于她是慰安所的小佣人小保姆，因而进一步遭受经营者的经济榨取。老人不知道其他女子（普遍年龄在17岁左右，是外地的中国女子）有没有收入。我询问：“最大的女孩子是多少岁？”回答是：“有一个大姐，年龄20来岁”。我问：“那么有没有吸鸦片的？”回答是：“就是这个大姐吸鸦片，身体瘦瘦的。我们其他人不吸鸦片，但基本上都学会了抽烟。我也是很久以后才改掉抽烟习惯的”。……当时的人，如果没有相当的经济保障，是不可能吸鸦片的。但也可能：此大姐属于特例，或属于老板故意“纵容”——控制对方，使她无法逃离慰安所。

第四，老人的童年、少年时代——贫穷和性别歧视的受害者

（1）雷桂英老人生于1928年5月6日（折算为阳历），故乡不是现在的汤山，而是距此8公里左右的村庄。老人是13岁左右因为逃荒而落脚汤山的，据说至今从未返回故乡（＊　后来得知：回去过），而且仅仅进过2次南京城。

（2）当她7岁的时候（1934～35年），父亲去世，母亲被邻村光棍汉按照所谓的抢婚习俗而抢走。她5岁的弟弟因为是男孩子，被男方接去抚养，而雷桂英则被排除在外。

（3）期间，她曾寄宿于母亲后来的婆家（邻村的抢婚者）。那时候，母亲为对方生下一个男孩。临时成为小保姆的她，因为不慎将婴儿摔落地面（轻伤）而遭到老婆婆的暴打，并被驱逐出门。母亲（也同时遭到暴打）对她哭着说：“我的儿呀，妈再也照顾不了你了，你自己出去混日子吧！”

（4）这个孤儿的结局是成为童养媳——而且先后两次。第一次，未来的丈夫突然死亡，她被赶出门外，走上了流浪的道路。第二次，则因为不堪忍受对方家人的暴力而出逃，重新开始了流浪生涯。最终，她跟着一个陌生的大叔（可能是小商贩）来到了15里外的汤山（13、4岁／1941～42年左右），从此落脚汤山。

（5）雷桂英流浪的情形是：手上一只破瓷碗，胳肢窝下夹着一双筷子。

（6）汤山流浪期间，有“好心人”告诉她：“你不妨到高台坡那个大院子里面去干活，那里保证有吃的”。于是，雷桂英身陷魔穴，成了杂佣、保姆……慰安妇。

（7）雷老人至今记得很多日语单词，包括山本的读音、花生米等等食品的称呼。但她始终不知道日语里面的“支那人”是什么意思（她对此读音记忆深刻）。在她的记忆中，日本老板夫妇对她没有饮食上的苛刻（几乎和山本夫妇吃一样的食物，仅仅是不愿像日本人那样跪坐在小桌子前吃饭），山本的儿子（当时7岁的八郎）对她很依恋，经常要她带着自己去看“支那人”走巷串街的古装戏，而且她帮孩子购买零食之后剩余的零钱也不索取。雷老人也没有遭受老板夫妇殴打的记忆。

（8）在我的询问中，雷老人说自己“在进入山本家之前并没有遭受过日军的强奸”，日军进攻南京（大屠杀）期间，9岁的“我被日本兵摁倒在地，但后来那个日本兵随后发现了一个大姑娘，所以就把我扔下去追那个女孩了”。但《现代快报》的记者，最先报道雷老人的悲剧并且深得老人信赖的毛丽萍则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她怎么每次说的都不一样！”这种出入很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今后有必要仔细地核实，也应该注意提问的方式（避免诱导和暗示）。

第五，老人被迫成为慰安妇的经过

（1）身为山本家的杂佣、保姆的雷桂英，大约在半年之后初次月经来潮（她对我再次说明：她在那之前没有经历过“那种事情”，“对慰安所里面的事情也根本不懂”）。当她为此惊惶不已的时候，老板娘却微笑着对她说：“恭喜，恭喜”（日语），并给她准备了月经带和当地买不到的卫生纸。老人回忆说：“那时候，我因为吃的不错，身体已经长得比较健壮了，也还算比较漂亮的……”。

（2）迎来初潮不久，某日，山本家只剩下了4个“慰安妇”（具体情况在下节叙述），但一下子来了5个“带着大刀的军官”。于是，大约14、5岁的她成为了牺牲品！关于具体过程，老人说了两遍，大致为：

　　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把我从院子里面拖过去，把我的裤子强行脱掉后扔在右手后面（的大通铺上），我在反抗中把手腕磕出了大伤口（至今清晰可辨）。流了好多血。然后，日本人用两个膝盖压在我的肚子上，把我按在下面左摇右摇地，同时还使用军刀的刀把狠狠砸了我的脑袋（伤口至今清晰可辨。使老人至今感到头昏），最后把我强奸了。而且第一次没有捅进去，戳在我的肚子上……那个疼啊！后来，我大哭不止，其他的姑娘们也跑过来抱着我，大家一起抱头痛哭。她们说：“妹子啊，我们都是苦命人啊！你苦啊，我们也苦啊！”

（3）当时，山本老板出差在外，老板娘“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不在旁边，后来看到我这个样子也没有说什么”。关于慰安所“人数”——据雷妈妈回忆：“我刚进去当杂佣和小保姆的时候，里面的“姑娘”（外地口音的中国人）有14、5个，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只剩下5个，最后又死掉一个。”结果，当一下子进来了5个日本军人的时候，她成了牺牲品。我推测，那个日本军人得到了老板娘的“同意”，甚至有可能是事先安排的。……后来，雷桂英就被迫开始了（据本人说没有任何报酬的）“慰安妇生涯”。

（4）大概又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雷老人自述的“来到高台坡大概一年半之后”，她在一次“那个事情”之后，借口上厕所逃出了山本家。当时，那个日军还躺在床上。雷老人和当地老人共同叙述：山本慰安所没有铁丝网也没有哨兵。雷老人看来是有准备的逃离，因为她还带走了一瓶高锰酸钾晶体。后来，瓶子因为破碎而丢弃。这些晶体，现保管在上海。

（5）关于慰安所的“人数”——为什么“刚进去的时候看到有14、5个姑娘，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只剩下5个”？我的推测是因为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导致驻扎南京的很多日军部队先后开拔，很多“慰安妇”也随之调离了南京。关于滞留南京的“朝鲜人慰安妇”有这方面的资料，关于滞留南京的“中国人慰安妇”有这方面的传说。而这个时间，也正好吻合了雷老人的叙述——1928年出生的她，在13、4岁（也就是1941～42年）的时候流浪到汤山，不久“为了有碗饭吃”而进入了山本慰安所。

（6）关于前往山本慰安所的日军所属部队——老人对此理所当然地一无所知，她仅仅知道“主要来自汤山炮校里面驻扎的日本人”。我为此请教过南师大张连红教授和汤山炮院离休的费仲兴教授，他们都表示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指的是汪伪政权成立之后的，没有任何战事的“平稳时期”）。我的推测是2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因为当地人多次证实“汤山驻扎着日军炮兵部队，他们经常训练，附近还有炮兵靶场”，我推测这个部队可能是当时负责南京周边“治安警备”的日本陆军第15师团的炮兵联队。第15师团正是本多立太郎（92岁）所属的师团。第二种可能：因为2位当地人证实——汤山炮校前后大门分别挂着“荣第9436部队”、“荣第9437”部队的木牌子，而日军没有防谍号为“荣”字的陆军师团，反而恰恰有一个驻扎在南京、和731部队密切相关的“荣第1644部队”，所以它很可能也是一只“诡妙”的部队，这样的部队和它的老兵是很难找出来的。（该采访记录来自汤山炮院的费仲兴教授。）我目前仅仅知道：有一本栄親会·大沢良平在平成七年出版的《荣部隊誌》——但这本书看来买不到。我将在近期寻求日本各方友人的支持。

第六，老人关于“南京大屠杀”时期的记忆

老人的故乡，正好处在日军进攻南京的必经之路（9岁的时候，流浪到汤山的数年之前），那里也遭受了日军的各种残暴。每次提到那段历史，她都会伤心落泪。

我最关注的，则是老人叙述的“个别案件”——

……日本兵打过来的时候，村里的男人拼命地跑，把妻儿都甩在后面。

做妻子的实在跑不动，又害怕自己的孩子哭叫，只好把小娃娃扔到冰冻

的河塘里面让他们活活淹死。河塘里面淹死、冻死了好几个小娃娃，真

惨啊！我知道今天都记得，有个男娃娃死在塘里面，那个小鸡鸡冻成了

小棍棍，竖着朝天。

战争的罪恶就是这样：弱小的存在永远是最大的受害者！

第七，追记

雷桂英老人总共收养过2个孩子，最大的女子（现年60多岁）据说根本不管不顾自己的养母，其原因不明。老人现在和养子唐先生一起生活，俩人于12年前开始信奉基督教。

雷桂英老人非常勇敢、直率，她反复告诉周围的人：“我一旦说出来了，心里就格外地痛快”。她并希望说服其他的受害者站起来揭露日军的同样暴行。特别是，老人对日本政府进行起诉的愿望十分坚决，加上她的身体看来很好，身材也十分瘦小，精神面貌也比较不错（信奉基督教也使她的心灵得到相当的慰藉），加上周边人们对她的关爱也日益增长。所以，我估计——

以雷桂英老人为原告，以日本政府为被告，在日本打一场“完全由中国人捐助的、肯定会持久下去的官司”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以上。

朱弘 2006-5-4 于东京自宅